“系统性的秩序崩塌，往往一生仅能遭遇一回。可纵观历史，每逢特定情境，它便会如期而至，从未爽约。”我由衷认同‘不发展制造业是个极为严峻的问题’，然而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否真正具备相应的制造实力？”
桥水基金的掌舵人瑞·达利欧，于4月7日在LinkedIn平台发布文章，深入探讨了关税议题。他直言，当下我们正见证一场极具典型性的货币秩序、政治秩序以及地缘政治秩序的崩坏。这类系统性的崩塌，通常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仅有一次邂逅的机会，但回顾历史长河，每当出现类似难以维系的状况时，此类崩塌必然会顺势而来。
在美东时间4月8日，瑞·达利欧接受了CNBC的专访，在短短15分钟的交谈里，他再度着重强调了自己的观点。 面对主持人尖锐犀利的一连串问题，达利欧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既未抛出博眼球的流行词汇，也没有盲目唱衰现状。他回答了那个最为本质的问题：现有的运行模式，我们究竟还能否继续维持下去？现存的货币、国内政治、国际这三大秩序正走向瓦解，他指出，“关税实际上是为应对全球失衡问题而产生的举措”。
达利欧坦言，自己完全认可“不制造东西是个大问题”这一观点，并且也支持制造业回流的目标，“但我们是否具备制造能力？这背后反映的是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难题”。达利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，他深入剖析美国的人口结构后，认为实现制造业回流困难重重。达利欧进一步发出警示，当前诸多现象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面对如此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，达利欧最后向普通投资者分享了自己切实奉行的投资方法。我们摘选了采访中的精彩观点分享给大家。
问题1：坦率说，我们也在试图弄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所以，如果你能从历史的角度、或至少提供一个历史的参考框架，那就太好了。怎么看待眼下的局势？
瑞·达利欧：我认为，我们之所以不理解现在发生的周期，是因为这样的周期一生只遇到一次。但这其中是有“秩序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一整套系统。而这些系统崩溃，是因为某些特定的原因，从而导致周期性的变动。比如，有一个货币系统，然后还有一个债务周期。所以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：一个人的债务，就是另一个人的资产。当整个系统堆积到一个无法维持的程度时，就会出现债务问题——而我们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债务问题。当然，这是货币周期中的一部分。还有一个是国内政治秩序的周期，它表现为从一个政治秩序过渡到另一个政治秩序，而这个过程中，左右两派之间通常会出现剧烈的对立和动荡。尤其在民主国家中，由于缺乏秩序，斗争不断。因为民主制度要求协作、妥协，而这些机制正在逐步失效。我们正在经历的，正是这种政治秩序的转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体系——国际秩序。这个国际秩序始于1945年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。赢得战争的一方——主导力量——得以制定规则。那时建立起了一系列多边主义的机制，比如联合国、世界贸易组织、世界银行等。但是现在，多边主义正在解体，被单边主义取代。原因其实是一样的：系统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，难以维持。
我们于是看到，存在三大秩序正在瓦解：第一，货币与债务秩序（太多的债务，债务就是货币）；第二，内部政治秩序（我们的制度如何运作？谁来控制问题？）；第三，国际秩序的变化（相互依赖关系瓦解）。除此之外，在人类历史上，还有其他五种重要力量也始终在作用着，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；人类的创新与新技术的诞生等等，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，正是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全部背景。
我们回到关税问题，关税其实是在应对全球失衡的问题。所谓失衡，指的是资本失衡与贸易失衡，而这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。与此同时，还涉及到国际冲突的问题。比如：美国如何在不制造任何商品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安全？我们依赖中国进口；中国又如何在对美国资本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安全？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在被打破。这就是我们当前讨论的本质背景。
问题2：就如你所说，从历史角度来看，这些政策是否在政治上有吸引力？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是否受到欢迎？从经济角度来看又如何？我们看到市场今天有所反弹，但很多人已经损失了10%的资产。从机制上来看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瑞·达利欧：从操作机制上讲，这意味着：成本会升高，企业收入会下降，资本会变得更难获得。那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们的运营成本上升，营收减少，而且更难融资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在尝试重建制造业。我完全同意“不制造东西是个大问题”，我也认同这个目标。但是，我们是否具备制造能力？这是一个更深的结构性问题。我们的人口结构是这样的：大约1%的人极其聪明，他们上最好的学校，出来后创造“独角兽”公司（而其中大约一半是外国人）；然后还有10%的人也做得很好；但有60%的人口，阅读能力低于六年级水平，他们很难在现代制造业中成为有生产力的参与者。我们对问题本身是一致的，比如债务过多的问题。财政部长以及其他人也都认为，我们应该把预算赤字控制在GDP的3%以内。但问题在于：我们要怎么做？什么时候做？如何在这种背景下真正实现“自给自足”？从实际操作角度看，在当前这种人口结构、教育水平、资本成本、技术路径下，在美国重建制造业，非常困难。但它又的确非常必要。
问题3：所以你到底是支持总统的政策，还是反对？我想弄明白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，在表达什么立场？
瑞·达利欧：我同意这个问题本身。但我非常担心的是解决方案本身，也就是它的可行性。换句话说，我认为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，比如我之前说的那些：成本上涨、收入下降、融资困难、对资本市场的冲击。不止于此，我认为这还会在全球层面上给整个生产系统掺沙子，也就是阻碍全球的供应链和生产效率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认同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、全球的生产效率问题、美国缺乏竞争力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长期的、结构性的挑战，而且我认为这会带来政治层面的后果。这正是周期的本质。现在，这一切又发生在我们财政预算状况极其糟糕的时期。我们现在的预算赤字问题，本身就同样严重。往前看几个月，我们必须把预算赤字降到GDP的3%左右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又在推动一项会大幅增加成本、并带来多方面副作用的政策。这些问题并不好解决。我很担心，因为这些更深层的问题：债务还在、超支还在、竞争力缺失还在，并不会因为政策喊话就消失。这些问题在历史上不断重演，而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类似1930年代的阶段。
问题4：但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最终要如何与中国解决这些问题？
瑞·达利欧：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导向的人。我更像是个修车工，做的是系统分析的工作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谈这些问题时，我是以一种“系统视角”在思考。比如说，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：中国现在的制造业规模，已经超过了美国、德国和日本的总和，它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大国。而与此同时，美国失去了制造能力，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国。我们依靠大量债务来资助我们的消费，这导致我们身处一个非常、非常困难的局面。
问题5：在这种情况下，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意味着什么？你怎么看短期的资金供应和需求？
瑞·达利欧：外国投资者整体上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，已经对债务类资产配置过多了。而我们现在需要卖给他们的国债规模，相当于GDP的 6.5%，这是一个他们并不愿意再继续买入的数量。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持有太多了；另一部分原因是现在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比如对制裁的担忧。你看，这些其实在1930年代就发生过。当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、冻结资产、制裁等等，这些历史情境正在重新上演。现在的情况是：供需失衡。我们有太多的债务、而市场的购买意愿却不足，这就导致了债券市场的失衡。
问题6：你觉得这会不会导致利率上升？因为看起来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计划，似乎是希望降低利率，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支付债务的成本——去年光利息就花了将近一万亿美元。你觉得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吗？
瑞·达利欧：你说得没错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有两种方式可以降低利率：
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改善供需平衡来实现，这是一种健康的方式；第二种方式是强行压低利率，靠印钞实现。利率的变化，本质上来自三部分的平衡：支出、税收和利息成本。如果政府能做到财政更平衡，我不管他们怎么做（这涉及政治选择），但如果真的能改善债券市场的供需关系，那利率就能以一种健康、可持续的方式降低。这也能帮助我们实现将赤字降到GDP 3%的目标。但你不能靠印钱来强行把利率压低，那是不可持续的，是不健康的做法。
问题7：那我直接问一个问题，你现在看着市场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会说，这市场现在是高估了？合理？还是被低估了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“掉刀子的市场”，还是说“买入的绝佳机会”？普通人应该怎么思考当下这种市场环境？
瑞·达利欧：有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，而有些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。我不想说“现在是买点”或者“现在是卖点”。我不会这样做，也从不做市场择时的建议。我想告诉普通公众的是，你需要有一个结构良好、平衡、分散的投资组合，并且有一个能长期坚持的投资计划。
在我作为投资人这些年的经历中，我亲历了9/11 事件、2008 金融危机……经历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有一个稳健、分散的投资组合，能够承受各种环境的变化。我就不深入展开细节了。但你问我，“我该如何分散投资？”那么首先，你得明白一件事：要清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。当你明白你无法准确择时市场时，你就会意识到，光靠市场时机是成不了事的。你最终只会陷入情绪化的反应。
我一开始没有太多资金的时候，我是这么做的：我会问自己：“我现在有多少存款？如果从明天起没有任何收入，我可以靠这些钱生活多久？”我会先算出我可以生活多少个月，然后再算可以撑多少年。接着，我再问自己：如果资产价值下跌50%，我还可以活多久？只有当你处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财务位置时，你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分散投资组合。但这里有个误区：不要以为现金是安全的。从长期看，现金可能是你能做出的最差投资决策。你必须看的是你的购买力是否保持住了——也就是经通胀调整后的购买力。比如说，当美联储把利率压低、开始印钞时，现金的“价格”就下降了，你的购买力也就被削弱了。这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过，大家应该感同身受。所以我总结一下：保持一个多元、分散的投资组合；同时要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。
